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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巴哈的“哲学宣言”

《新评论》要我把在几个月前发表的费尔巴哈的著作放到《爱比梅丹文选》(法国巴黎大学出版)里面,我为我能够以简单回答一些问题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而感到高兴。 在“哲学宣言”的这个标题下,我搜集了费尔巴哈在一八三九年到一八四五年之间所发表的这一些最重要的作品和文章:《黑格尔哲学批判》(一八三九年)、《<基督教的本质>导言》(一八四一年)《哲学改革临时提纲》(一八四二年)、《未来哲学原理》(一八四三年)、《<基督教的本质>第二版序》(一八四三年)和一篇回答斯蒂纳的抨击的文章(一八四五年)。这个选集并没有收录所有费尔巴哈在一八三九年和一八四五年之间的作品,但是它呈现了在这些历史年代期间他的思想的本质。为什么用“哲学宣言”这个标题呢?这一措辞不是费尔巴哈自己的。我冒昧地提出来有两个理由,一个是主观的理由,另一个是客观的理由。任何读过有关《哲学改革临时提纲》和《未来哲学原理》这些作品的人都会了解,它们的确是有关要解除人的锁链的这种理论揭露的一些宣言、一种热情的宣告。费尔巴哈大声地唤醒人类。他撕掉世界史的假面、破除了神话和谎言、揭开了人的真理并把真理还给了人。时机已经成熟了。人类孕育着一场即将到临的革命,这场革命将使人类能够占有它自己的存在。最后会让人类自觉到这点,而且他们将在实际上成为名符其实的人,即自由的、平等的和博爱的人。 费尔巴哈的“哲学宣言”这种训诫就它们的作者个人来说,的确是一些宣言。 对于阅读它们的读者来说也是如此。尤其对于一八四○年代彼此根据“德国的贫困”和新黑格尔哲学来论争的青年激进知识分子来说,更是如此。为什么说一八四○年代呢?因为这些年代是考验这一哲学的时代。在一八四○年,相信历史是有一种目标——即理性和自由的王国——的青年黑格尔派,期待着王位继承人实现他们的愿望,即结束专制和封建的普鲁士制度、废除检查制度、迫使教会服从理性,一言蔽之,即建立政治、知识、和宗教自由的社会制度。可是这位所谓的“开明的”继承人(即当时的威廉四世(Frederick William IV)一即位,就马上恢复了专制制度。最后的这一肯定和再肯定,对于成为一切他们希望的基础和概括的理论来说,是一种可怕的打击。在原则上,历史应该是理性的和自由的;实际上却只是非理性的和不自由的。这些事实提供了一个可以学习的教训,这一矛盾就是可以学习的教训。 可是如何才能掌握住这一矛盾呢?在这个时候《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接着就是有关《哲学改革临时提纲》这本小册子。这些作品也许还不曾解放过人类,可是它们的确把青年黑格尔派从他们理论的死胡同里解救出来。正是在他们大混乱的时刻,对于他们彼此所问的有关人和历史的这个惹人注目的问题,费尔巴哈给了他们一个正确的答案!我们能在四十年之后在恩格斯身上看到这种宽慰之情和热情的回响。费尔巴哈的思想恰恰就是这样的一种“新哲学”:它使得黑格尔和一切思辨的哲学“成为空白”;把哲学头脚倒立的世界再度扳正过来;谴责每一种异化和每一种幻觉,不过也把异化和幻觉的原因说出来,使得历史的“非理性”可以以理性本身的名义加以思考和批判;最后把“思维”和“事实”加以调和,使世界矛盾的必然性和从世界矛盾中解放的必然性可以获得理解。正是因为如此,一如老年恩格斯所必须承认的,新黑格尔派“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接受他的书,把他的书当作是宣告未来哲学道路的宣言。我应该补充一下,这些宣言是“哲学性的”。因为十分明显,每一件事情都还是在哲学里头发生的。可是哲学事件也已经变成了历史的事件了。这些作品有什么是特别引人兴趣的呢?首先,它们具有历史的趣味。我硬是不选择这些一八四○年代的著作,不只是因为它们是最著名的和最具有生命力的(实际上它们一直撑到一些存在主义者和神学家巴望它们成为现代趋势的起源的今天),但也主要是因为它们属于一个历史阶段,具有一种历史的角色(当然是在一个有限的圈子里,可是是具有广大前途的角色)。费尔巴哈在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理论发展危机中既是“见证人”也是“参与者”。要了解一八四○年和一八四五年之间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作品,必须要读费尔巴哈的作品。尤其,这显示马克思早年作品充满费尔巴哈思想的程度。不仅马克思从一八四二年和一八四五年的术语是费尔巴哈的术语(异化、类存在物、完整的存在物、主语和谓语的“倒置”等等),而且可能比较重要的是,基本的“哲学的问题设定”也是如此。像《论犹太人问题》或《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些作品,没有有关费尔巴哈问题设定的这一背景就没有办法理解。自然,马克思的论点远超出费尔巴哈直截的偏见,可是理论架构和问题设定都是相同的。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马克思确实是一直到一八四五年才真正“清算”了这一问题设定。《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指出有意识的和明确的跟费尔巴哈的哲学和他的影响决裂的第一本着作。 对费尔巴哈的著作和马克思早期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就使从历史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的作品有其可能,而且能够理解他的发展理解得更多。 这一从历史角度的理解是否具有任何的理论意义呢? 当然。一旦费尔巴哈从一八三九年到一八四五年这些年的作品我们都读过了,那么就不可能搞错传统用来证实对马克思所做的“伦理”解释的绝大多数概念的来源。这些著名的说法,诸如:“哲学的未来世界”、“主语和谓语的倒置”、“人的根本是人本身”、“政治国家是人的类生活”、“哲学的扬弃和实现”、“哲学是人解放的头脑,无产阶级是它的心脏”等等,都是“直接”从费尔巴哈借来的或者是直接受到他启迪的说法。一切马克思的唯心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说法,都是费尔巴哈的说法。大家都公认,费尔巴哈一如这些宣言所显示的,总是思考到政治,可是几乎很少谈论到政治,马克思不只是引用了费尔巴哈的说法或者重复费尔巴哈的说法而已。费尔巴哈全部的关怀重点是宗教的批判、神学的批判,而且关怀以思辨哲学著称的神学的世俗伪装。相反的,青年马克思首先心中萦绕着政治,然后是萦绕着就它来说政治只是“天堂”的东西:即异化的人的具体生活。不过在《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等以及甚至通常在《神圣家族》里头,他只是把伦理的问题设定应用来理解人的历史的一名前卫的费尔巴哈派。易言之,我们能够说,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异化理论(这是说费尔巴哈的“人的性质”的理论)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之前,马克思在这时只是把它应用到政治和具体的人的活动而已。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要承认这些费尔巴哈概念的真正来源,不是为了想要按照特性(这是马克思的特性,那是费尔巴哈的特性等等)的标准来评估每一件事,而是为了要避免把马克思只是借来的概念和问题设定,说成是马克思发明的。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承认这些借来的概念不是一个接一个孤立地借来的,而是整个一套借来的:这套确实是费尔巴哈的问题设定。这是重点。因为孤立地借来一个概念只具有偶然的和次要的意义。孤立地(从它的脉络中)借来一个概念,并没有限制借东西的人比对他所借来的东西的那一背景来源(例如在《资本论》里头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黑格尔那里把东西借来)。不过,借取一组系统方面相关联的整套概念,借取一种真正的问题设定,它约束到了借东西的人这就不是偶然了。我认为,把「哲学宣言」和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拿来比对,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有两三年的时间马克思确实是支持费尔巴哈的问题设定的,马克思自己完全认同这一问题设定,而且我们要理解这一时期他大部份说法的意义,甚至在这些影响到后来研究题材(例如:政治、社会生活、无产阶级、革命等等)的地方以及因此看来可能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就必须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一认同的重心上面,研究所有它的理论推论和推断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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