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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主义与多边主义:共存或冲突?--政治经济方法的分析视角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现象。可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改变了二战后国际分工与贸易发展的方向,对于全球经济格局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FTA)和关税同盟(customs union,CU)为主的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RTA)在全球范围内飞速发展,掀起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三次浪潮。尽管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但关于区域主义与多边主义的争论由来未久。有些学者担心区域贸易协定将变成“坚固的堡垒”,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进而逐渐破坏多边贸易体系。但另一部分学者乐观地认为区域贸易协定将成为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垫脚石”。区域贸易安排究竟是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垫脚石还是绊脚石,这是本文要重点探讨的中心内容。
  
  (一)区域主义成为多边主义“绊脚石”的可能
  
  1.贸易条件效应与世界贸易的“模块化”。对RTA的最大忧虑是它的活跃将导致世界经济的“模块化”(即变成孤立的经济区域),各国普遍关注RTA内部将逐步增强其对世界贸易的垄断力量,从而削弱其对多边贸易自由化追求动力的问题。RTA的缔结所带来的贸易条件效应被认为是威胁世界经济的一个主要原因。Mundell(1964)指出,即使RTA成立前后的对外关税都没变,成员国通过改善对非成员国的贸易条件仍有可能导致“以邻为壑”(beggar-thy-neighbor)的局面,这是因为RTA的缔结使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变得活跃,相对地降低了与非成员国的贸易。如果缔结贸易协定后对成员国带来的贸易条件效应非常巨大,那么事前支持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国家也将失去事后支持多边自由贸易的可能性。
  2.区域主义的政治经济动因与国内利益集团贸易自由化的动力转换。尽管全球自由贸易能提高每个国家的整体福利,但仍可能会损害与政策制定者密切相关的具体产业的利益。一国国内企业利益集团会因为受到世界其他地区越来越多的RTA开始执行的刺激,也开始对RTA感兴趣。对于国内支持贸易自由化的利益集团来讲,RTA的谈判可以作为抵抗国内贸易保护利益集团的一个手段;另一方面,RTA也有助于国内贸易保护利益集团对政府施加政治影响力来避免痛苦的国内产业调整。另外,如果考虑到潜在的市场准入问题,多边贸易自由化将会增强支持自由化联盟中出口商的力量,以此来对抗国内的贸易保护利益集团。与此相反,RTA似乎不会增强国内支持贸易自由化的力量。这是因为迫使政府参与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外部压力减少了。
  3.跨国公司投资行为与“潜行性区域主义”。企业的直接投资活动会产生沉淀成本(sunk cost)的增加,这将会带来持续且不可逆的影响。也就是说,即使RTA生效后导致的更加自由化使得多边的贸易自由化得以达成,但是由于向新的自由化市场扩大出口需要调整费用,企业最终可能会无法开展向新市场深入的投资活动。结果,即使从政策方面各国能达成自由化的状态,但是消除初期RTA缔结国之间的“贸易创造”和针对初期非缔结国的“贸易转移”并不容易。而且,由于RTA内部不可逆的关系强化,使得缔结国内的出口企业关于多边贸易自由化事先持有的支持,在事后都可能会撤销。这样具有特殊关系的投资是企业追求经济效率的结果,是以最大限度利用RTA带来的贸易自由化的利益为目的的。可是,这样的投资活动会带来经济效率的不均匀性和国家间经济关系紧密化的不可逆性,导致事后性地压制对多边贸易自由化需求的可能性。McLaren(2002)把这种民间经济主体的不可逆性的经济活动带来的RTA导致的事后性的区域模块化称为“潜行性区域主义”(insidious regionalism)。
  4.网络型区域主义与“意大利面碗”现象。RTA作为全球自由贸易的次优选择,可能会给先前贸易自由化的成果带来负面的影响。但更糟地是,当各个国家都独立地与不同国家签订RTA时,RTA的迅速扩散将带来体系的问题。进一步而言,一些现有的补充性双边和多边RTA的相互重复和不一致,说明成员国间根本缺乏共同的政策目标。这使得消除阻碍市场一体化的边境障碍和消除关系到政策一体化深化措施的其他障碍均变得前景黯淡。Bhagwati(2002)由此提出了“意大利面碗效应”(spaghettibowl effect),用来描述以牺牲单一全球原则为代价不断激增的双边和区域RTA给企业界带来的混乱。由于贸易伙伴之间透明度的缺乏以及部分贸易规则的复杂与重叠,给区域整合带来许多负面效应。
  
  (二)区域主义成为多边主义“垫脚石”的可能
  
  1.锁定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的改革进程。现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通过与发达国家签订RTA来解决它们在多边谈判上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time-inconsis-tency),这样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贸易自由化改革锁定(lock-in)在对RTA成员的承诺上,从而保证国内改革的持续进行。这主要来自以下因素:第一,RTA将增加发展中国家政府放弃贸易自由化政策和国内改革而导致的成本;第二,RTA的缔结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发达国家的市场准入,发达国家也将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技术转移,从而促使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转向出口导向型,这将进一步坚定贸易自由化路线。同时,RTA可以让一国对多边谈判之下很难协商的事情做出承诺,而且在RTA中,由于成员数较少,它们有更强烈的动力展开报复。

  2.区域主义的多米诺效应。一般而言,RTA的缔结是建立在牺牲非缔结国利益的基础上的。即给缔结国带来利益的同时,RTA的缔结就会“威胁”到非缔结国,从而可能导致非缔结国加入现有RTA或者成为多国间交涉的推动力。Baldwin(1995)认为,集团的扩张取决于已有成员国允许外来者进入的意愿和集团外国家寻求进入的激励。他假设潜在进入者进入一个贸易集团会面临“非经济(Non-economic)”成本。而这种非经济成本会变得越来越高,这就意味着随后寻求进入集团的国家会要求越来越高的经济激励。一般而言,国内生产者和出口商形成的利益集团影响国家贸易政策,他们对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政策转变十分敏感。一旦贸易对象国的贸易政策有变,开始建立区域贸易集团,国内利益集团就会检讨本国贸易政策,加快推动本国同相关国家建立区域贸易集团或直接参加现有的区域贸易集团。从而激发区域贸易集团接连发生,并且导致分散的区域贸易集团向核心贸易集团靠拢,这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塌并向某一中心靠拢。因此,集团扩张产生了“多米诺效应”(domino effect)。’只要非经济成本的增长没有快于进入集团的收益,给定Baldwin(1995)自由进入的假设,集团可以包含整个世界,从而带来全球自由贸易。
  3.区域主义与渐进的产业调整。一国实现自由贸易将对该国的出口商带来极大的好处,而对国内进口产业带来一定的冲击,从而遭到其极力反对,但RTA可能会减弱反对贸易自由化的政治压力。其机理如下:为通过自由贸易实现有效率的国际分工,必须要将生产要素从处于相对劣势的进口产业转移到处于相对优势的产业中去。但产业调整会涉及到摩擦性失业、职业培训或新产品开发费用等各项调整成本,而从事进口竞争产业的人们比较重视这些成本,所以会呈现较强的反对贸易自由化的趋势。在多边非歧视贸易自由化的情况下,大范围实施贸易自由化,会引起国内进口产业较多的政治性反抗,从而阻碍贸易自由化的深入。而RTA是差别性贸易自由化,因为RTA仅涉及一部分进口竞争产业和少数几个谈判国家,所以反对自由化的压力会有所减轻。由于RTA的缔结,自由化对象即进口竞争部门就会随着中长期的产业调整而缩小,这样将来的反对自由化压力就会大大减少。
  4.谈判主体的减少和贸易自由化对象的广泛化。如果认为谈判主体的数量与谈判速度成反比,那么RTA涉及的谈判主体只有少数几个甚至是两个,这样谈判的效率将更高,将更有利于各国选择潜在的缔约国迅速签订贸易协定,实现相互的贸易自由化。另外,关税同盟一旦缔结,成员国都将作为单一的经济体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谈判,这样也将在减少谈判主体的同时增强谈判的效率。如果把视线转移到RTA内部,就会发现RTA的贸易自由化对象往往都超越了WTO现有的贸易自由化范围。
  
  (三)结论与启示
  
  从理论上讲,区域主义并不是实现贸易自由化的最优路径,但由于各国政治与经济的实际情况,RTA成为各国实现贸易自由化现实的“最优”选择。RTA一方面通过歧视性的规则提高了成员国的经济效率,促进成员国国内的经济自由化改革,约束其内部反对贸易自由化的力量,使贸易自由化得以超越WTO。另一方面,RTA的歧视性贸易也损害了非成员国的经济利益,RTA的缔结“竞赛”将导致世界经济的模块化,对国内政治与经济的力量平衡也将带来负面的影响,重叠型RTA的形成将扭曲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使得有效率的国际分工格局将很难形成,RTA的扩张能否带来全球自由贸易仍然不明朗。但是,在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的背景下,RTA却可以通过推进成员国国内的产业调整,或由于锁定效应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由化改革,而在事后提高了对多边贸易自由化的“需求”。特别是重叠型FTA引起的贸易自由化的扩大,成为消除各国政治经济方面反对贸易自由化压力的最重要推动力。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重要的贸易大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中再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在区域主义大行其道的情况下,多边贸易自由化或许只是一个理想或是梦想,单边贸易自由化对于中国自身的条件和现实的国际环境又是那么的不现实,区域经济一体化才可能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合理选择。中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主要可以分为3个层次:东亚地区自身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超越东亚地区的更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次区域的甚至是双边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曹亮(2006)采用合作博弈中的群体决策理论构建了一个权力结构基础上的决策结构模型。指出正是因为决策结构的差异,才导致3个地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活动方面的差异。从决策结构的角度来讲,超越东亚地区自身范围去谋求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将会有利于平衡中日两强相争的局面,但这将使东亚区域的自身主导权丧失,明显对中国不利。因此,只有次区域的甚至是双边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式才是中国现实的最优选择,并且从中国保护幼稚产业和建立竞争优势的角度而言,应选择与中国自身经济水平差距不要过大的经济体作为同盟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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