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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和它的读者

拿到光绪廿3年(1897)2月廿1日出版的《时务报》第21册的读者,展卷伊始,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麦孟华与梁启超的两篇文章:麦孟华的文章放言“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注:麦孟华:《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时务报》第21册(本文附录注明出版时间者,注释中不再注明,下同),影本2,第1387-1390页。)竟与《时务报》前此刊出的声言“民权”之益的调子,好似正异其趣;(注:例如汪康年:《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时务报》第9册,影本1,第556-559页。)另1篇则是梁启超介绍从美国的“墨尔斯根省之大学”毕业,“以发念救众生疾苦因缘故,于是专门医学”,并且“惟以中国之积弱,引为深耻”的江西9江女子康爱德之事迹的文章。(注:梁启超:《记江西康女士》,《时务报》第21册,影本2,第1390-1391页。)两文1出,都引发了《时务报》读者无限的联想。如高凤谦(梦旦)就不认为麦孟华的文章是唱反调之作,在他看来,“中国之患,在于事权无属,故百事废弛。非伸民权,即君权亦无所寄”,而要提倡“民权”,在“论议措辞”方面,便“不可过激”,如麦孟华与汪康年的文章“出之以委婉,便足动听”,(注:《高凤谦函(9)》,《书札》(2),第1621页。)因此他都给予正面的评价。另1位读者是1代奇士刘鹗,引发他的注意力的则是梁启超生花妙笔下的“江西康女士”,让他不禁“神为之王”,并且,他也从《申报》里看到介绍这位女士的报道,(注:《记奇女子》、《论本报所纪(记)奇女子》,《申报》光绪廿3年3月4、6日。)两篇文字不约而同地都说到她“尚待字闺中”,因之虽有“姬妾”但已经“断弦”4年的刘鹗,以为这位“奇女子有难以择配者”,于是乃即托罗振玉(式如)函告汪康年及梁启超请他们“为作冰上人”,(注:《刘鹗函》,《书札》(3),第2889页。不过,刘鹗在此函里说,他看到《申报》报道康爱德事为光绪廿3年3月3日者,笔者未见是日《申报》有此1报道,仅于次日见之。)想要和她结为连理。(注:惟其结果如何,尚莫得其详;关于康爱德的讨论,参看Hu Yin,"Naming the First‘New Woman’," in Rebecca E.Karl & Peter Zarrow(ed.),Rethinking the 1898 Reform Period: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Qing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80-211.)

观此2例,可以想见,作为晚清戊戌变法时期最受瞩目的期刊,《时务报》在读书界引起的回响,应该是多元繁复的。(注:关于《时务报》的研究成果,专著部分最称重要者有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上海:3联书店,1995年。台湾另有两篇硕士论文,分别是张明芳:《清末时务报之研究》,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68年;孙承希:《戊戌变法时期之〈时务报〉》,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韩裔学者尹圣柱则将《时务报》视为张之洞个人掌控的官僚体制的延伸,见Seungjoo Yoon, "Literati-Journalists of the Chinese Progress(Shiwu bao)in Discord, 1896-1898," in Rebecca E. Karl & Peter Zarrow (ed.), Rethinking the 1898 Reform Period: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Qing China, pp. 48-76.汪叔子对《时务报》在广州地区的销售情况,有比较清楚的整理,见汪叔子:《维新思潮的涌涨——以〈时务报〉在广州地区的销售为例》,《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第106-109页。在1般中国新闻史的专著里亦必包括对《时务报》的述说,例如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4篇。关于《时务报》的两大支柱汪康年及梁启超与《时务报》之关联的研究,更是不可胜数,举其要者,以廖梅对汪康年之研究专著最称精审,见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她另刊有相关论文:《〈时务报〉3题》,收入丁日初主编:《近代中国》第4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215-226页;《汪康年与〈时务报〉的诞生》,收入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第9卷,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96-216页。余如崔志海:《论汪康年与〈时务报〉》,《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关于其他各方人物与《时务报》之关联的研究,亦所在多有,如张力群:《张之洞与〈时务报〉》,《复旦学报》2001年第2期;黄士芳:《康有为与〈时务报〉》,《史学月刊》1995年第4期。以《时务报》为主体探讨其间蕴涵的思想观念之作如戴银凤:《Civilization与“文明”——以〈时务报〉为例分析“文明”1词的使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每位读者在读报的时分,既会因为个人当下关怀的不同,也会由于个人思想立场的差异,对《时务报》承载/提供的讯息,有他自己的理解和诠释,从而形构了生命个体对外在局势和自我定位的认知,响应的策略与行动自是千样万态。整体观之,环绕着像《时务报》这样的传播媒介而引发的读者的喜恶乐怒,其实是思想观念体系/价值系统之间在公共场域里的趋同或冲突;这样看来,从《时务报》和它的读者之间的互动切入,应该可以让我们对于传播媒介如何形成了晚清中国的“公共空间”,(注:关于“公共空间”或谓“公共领域”,自然取材于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lated by Thomas Burge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9;他亦有比较简要的述说:"Public Sphere: An Encyclopedia Article," Critical Thory and Society: A Reader, pp. 136-142.从概念史角度言之,Habermas的论述自有其先行者,如Hannah Arendt, Carl Schmitt与Reinhart Koselleck相关的理论论述脉络,参见J. L. Cohen & A. Arato,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2, pp. 178-254.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脉络来批判Habermas的亦不乏其人,认为他宣称的“批判的理性公共”,不过只是资产阶级霸权的伪装,他们控诉Habermas忽略了伴随社会主义劳工阶级运动之兴起而出现的真正平等的公共领域。参见Peter Uwe Hohendahl, "Critical Theory, Public Sphere and Culture. Jürgen Habermas and his Critics," New German Critique,16(Winter 1979), pp. 89-118,亦可参见T. Mills Norton,"The Public Sphere: A Workshop," New Political Science, 11(Spring 1983), pp. 75-78.女权主义史家也将注意力放在1789年之后妇女如何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的情境,进而声言,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型其实是营构了性别关系的新秩序而已。个中名著,参见Joan B. Landes, 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余不详举。至于检讨反思Habermas的理论与具体历史研究操作的文献亦众,如Benjamin Nathans,"Habermas's 'Public Sphere' in the Era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16, no. 3(Spring 1990), pp. 620-644; Dale K. Van Kley, "In Search of Eighteenth-Century Parisian Public Opini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19, no. 1(Spring 1995), pp. 215-216; Jon Cowans, "Habermas and French History: The Public Sphere and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French History, vol. 13(June 1999), pp. 134-160.结合理论脉络和具体历史研究之思考,并涵括Habermas本人响应的文献,见Craig Calhoun(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 Spher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2.在中国史研究脉络言之,导入“公共空间”及“公民社会”概念以开展者固众,辩驳亦多,不拟详论,参见孔复礼(Philip Kuhn):《公民社会及体制的发展》,李孝悌、沈松侨译,《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3期,1992年3月,第77-84页;陈永明:《“公共空间”及“公民社会”——北美中国社会史的辩论》,《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0期,1995年11月,第90-97页。)提供个案观察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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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作为要求变法维新、具体见解却不尽相同的士大夫,在追求变法维新的旗帜下共同开办的报刊,(注: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50页。)创刊伊始,便受到瞩目,流通的范围也极为广泛。像是始终没有派报处的奉天,(注:据廖梅对《时务报》各地派报处的整理,奉天不在其列,见《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70-73页。)身处旅顺的丁其忱,在《时务报》第4册出版近3个月后,便可捧而读之,勾起了他与《时务报》“总理”汪康年(注:据《时务报》第3册(光绪廿2年7月廿1日)的《本馆告白·本馆办事诸君名氏》,影本1,第199页。)当年1起在北京参加考试的回忆,于是动笔致意,表示对于汪康年在这1本《时务报》里的议论文字《中国自强策》尤为感佩,“议论确切,曷胜钦佩”,进而让他也萌发了要求“变法制”,“以除锢习,振人心”的念头。《时务报》其他“详载中外时事”的文字,也让他觉得“耸动心目”,“法至善,意甚盛”,并认为可以产生“上以当执政者之晨钟,下以扩士君子之闻见”的效果。(注:《丁其忱函(1)》,《书札》(1),第1-2页;本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1;丁其忱函系年考。)从丁其忱的例子来看,“甲午”之役后在中国士人群体里曾掀起1片改革变法的呼声,应该是由像《时务报》这样的报馆及其文字为中介,而搭建起它的群众基础;《时务报》本身的发展,也得力于这样的群众基础,让报馆的脚步愈趋坚实。

然而,《时务报》发展的群众基础,首先并不是纯粹由报馆本身打下的,在它方甫起步的时分,首先便得力于清廷封疆大吏提供的资源,同时也得力于参与《时务报》的士大夫的私人关系网络,始可营构出《时务报》发展的物质基础。随着它的基础愈趋坚实,读者群体愈形扩充,它和官府以外的社会力量越来越有结合在1起的机会。

只是,既然《时务报》本来就和官府的资源/网络有着千缠万绕的关系,便难可避开官府那双“看不见的手”的干预。如研究《时务报》的各家先行者,都注意到严复以“观我生室主人”为笔名在《时务报》发表的《辟韩》引发的风波;(注:观我生室主人来稿:《辟韩》,《时务报》第23册,光绪廿3年3月101日,影本2,第1585-1588页。《辟韩》刊出后,即有屠仁守辩驳之文刊出:《孝感屠梅君侍御辨辟韩书》,《时务报》第30册,光绪廿3年5月廿1日,影本3,第2053-2057页;1般咸以为,此举为张之洞授意,如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80页;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第195-196页;不详举。王宪明则别有他解,可参考王宪明:《解读〈辟韩〉——兼论戊戌时期严复与李鸿章张之洞之关系》,《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以《时务报》而开始扬名天下的总主笔梁启超,亦屡屡“以文乱法”,引发事端,例如他的《知耻学会叙》1文,(注:梁启超:《知耻学会叙》,《时务报》第40册,影本3,第2705-2707页。)就让《时务报》的重要支持者湖广总督张之洞深觉这是1篇让“阅者人人惊骇,恐招大祸”的文章,要湖南巡抚陈宝箴等采取动作,“速告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注:见张之洞:《致长沙陈抚台、黄署臬台(光绪廿3年9月106日辰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册,第7403-7404页;陈宝箴等人的响应,不拟详述。)与以为大祸将临的张之洞同调的,则是身处无锡的《时务报》另1位布衣读者裘廷梁,他读了梁文以及刊于《时务报》同册的麦孟华的《论中国会匪宜设法安置》,亦觉得其中实为“非常之言,似难与俗人道也”,万1有心者“蹈间抵隙,文致锻炼”,结果不堪想像,将会遭致与前此被下令封禁的京师强学会1样的命运,后果严重:“黄种1线之生机绝矣”。(注:《裘廷梁函(4)》,《书札》(3),第2628页;本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2:裘廷梁函系年考。)不过,裘廷梁也不会因之而有所忌讳,反而将他与同仁创办《无锡白话报》的计划,想借着《时务报》公诸天下,“劝海内同志踵而行之,亦所以为敝报增重也”,(注:《裘廷梁函(5)、(6)》,《书札》(3),第2629-2630页;此2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2:裘廷梁函系年考。)他的心愿在3个月后亦告成真,《无锡白话报序》1文刊于《时务报》矣。(注:无锡裘廷梁来稿:《无锡白话报序》,《时务报》第61册,影本5,第4106-4110页。按,裘廷梁此文由汪康年聘定的新任总主笔郑孝胥选定刊出,见《郑孝胥函(10)》,《书札》(3),第2974页。汪康年系于1898年2月16日聘定郑孝胥为《时务报》新任总主笔,见《郑孝胥日记》(2),第643页;《时务报》第53册《本馆告白》公布此事,见影本4,第3655页。)同样,江苏学政瞿鸿禨虽亦对梁文不以为然,认为其文“直斥至尊,心何以安”,恐将“授人口实”,但是,他还是愿意捐款给《时务报》,惟不书本名而以“湘上渔人”之化名“助银1百元”。(注:《瞿鸿禨函(1)、(2)》,《书札》(3),第3100-3101页;此2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3:瞿鸿禨函系年考。)因此,即便《时务报》得承受来自政治现实权力这样或那样的压逼,它更从官府以外的社会获取成长和发展的物质动力。
举例而言,《时务报》自是会得到封疆大吏的热心捐助,如李鸿章1次捐助报馆洋2百元,(注:《续收助资诸君名氏》,《时务报》第10册,影本1,第685页;并参见《夏循垍函(2)》,《书札》(2),第1311页。)道员朱采阅报后“附助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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